禁欲主义的流行有时间、地域和文化的区别：在拉丁的欧洲，性自由并没有像盎格鲁撤克逊国家那样遭到无情排斥和扼杀。因此，精神分析学家对英国人的精神状态特别感兴趣，称之为“盎格鲁一撤克逊神经症”。英国人之所以在一切人中首先激起精神分析学家的好奇心，这既是因为他们的保守主义，又是因为他们的同质性。在英国人中，可以看到高度发展的端庄，或不如说是假装正经，这一点似乎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那里达到了顶点。此外，还有人认为，北美社会的清教传统和反性政策可能比旧世界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更僵硬。（居伊昂，第221页）禁欲主义社会氛围的后果是造就了一大批性冷淡的女人和一大批道貌岸然的男人。
在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被划分为两大阵营：一个是受人尊重并准备结婚的淑女的阵营；另一个是“坏女人”的阵营，由女仆和工人阶级女性组成。第一个阵营是贞洁而非性的；第二个阵营有性但不贞洁。在那个时代，对女性的生理特征有极多的言语禁忌。有人的游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在当时，甚至连某些钢琴的腿也用粗布遮盖了起来；吃j时不能说“腿”或“胸”，只能说“黑r”或“白r”：“怀孕”要说是“处于一种有趣的状态”；女病人在医生的诊室里不能脱衣就诊，只能在医生准备好的一个人体模型上指出她们感到疼痛的部位。
有些狂热的禁欲主义者竟然反对预防梅毒，或对有效地治疗这种疾病的前景感到忧虑，因为他们担心这会造成更大的性自由。就像现在有人以为的艾滋病是对同性恋的惩罚那样，过去也有人相信梅毒是对性自由的惩罚。其实，一种疾病就是一种疾病，它肯定不会是上帝对某些人的刻意惩罚；如果是那样的，上帝就要为人类的许多痛苦和死亡负责；我想，上帝是不会乐意负这个责任的。人几乎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能够作自杀性选择的动物。即使某些事有百害而无一利，还是有人会去做。
有人愿意得梅毒，有人愿意搞同性恋，有人愿意有很多性伴，有人愿意自杀。
与其徒劳无功地絮叨某种疾病是对某种人的惩罚，不如让那些想得病的人得病；给那些愿治病的人治玻弗洛伊德曾这样讲到禁欲的后果：“禁欲不可能造就粗旷、自负、勇于行动的人，或是富于创造力的思想家，大无畏的拓荒者或改革家；通常它只造就‘善良’的弱者。……一个人若能对其爱欲对象锲而不舍，我们便不难相信他在追求别的东西时，也一样能成功。反过来说，不管为了什么，一个人若禁绝其性本能的满足，他的人生态度便难免和易谦让，不能积极地去获龋思考能力之所以会不发达，一方面固然与性好奇的抑制有关，另一方面，又因为人们在宗教问题上不能够自由思考，不敢打破禁忌，背叛某些信仰，而益趋严重。
摩比士（moebius）相信，两性间不管是性冲动或心智活动皆有差别，可见女性智力之所以低下原有其生理学的背景，这种说法已经遭到很多人的反对，我也同样地不赞成。相反，我认为许多女人的智力所以会比较差，乃是因为思考能力的发展，被性压抑所牵连，而不能充分。……社会苦心压抑那些它认为有害的精神动力，到头来还是一无所得。
吃人的礼教带来了心理症的增加，在个人的牺牲里，社会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的确没有任何好处可得。“（弗洛伊德，第178一183页）针对”性压抑“这一状况，弗洛伊德提出了关于”升华“（sub…limation）的理论，他指出：伴随文明而来的种种不满，实乃性本能在文化压力下畸形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性本能一旦受制于文化，没有能力求得全盘的满足，它那得不到满足的成分，乃大量升华，缔造文明中最庄严最美妙的成就。如果人类在各方面都能满足其欲乐，又有什么能催促他把性的能源转用在其他地方呢？他会只顾着快乐的满足，而永无进步。（弗洛伊德，第143一144页）然而有人却认为，”升华的概念是弗洛伊德本人最富于清教主义气息的信仰。“（罗洛梅，第66页）在西方人的心目中，禁欲主义只是基督教文化的传统，而东方文化对性能采取一种较为自然的态度。例如，在古埃及，性被看成快乐之源，社会上的性禁忌很少，人们对性安之若素，毫无惊恐之感。古代近东文明都很能欣赏人类的性活动。在东方的日本和中国，也有大量坦率描绘性活动的书籍绘画，人们对性较少罪恶感。东方人在西方人看来是一些”正常而又幸福的人“。
这种情况在近现代看来已有了很大变化，转变的方向相反：西方向性解放的方向转变；中国向禁欲主义的方向转变。当然，中国的禁欲主义并无宗教色彩，而是一种世俗的出于意识形态纯洁化意图的禁欲主义。
在美英这些国家，有史家以本世纪20年代划线，认为在此前后人们的性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人们从对性的绝口不谈突然转变为对性的迷狂。自从古罗马时代以来，他们比以往任何社会都更强调性的重要性。有些学者甚至相信，此时的西方人比历史上任何时代的人都注重性方面的问题。他们对性方面的问题已不再持着“三缄其口”的态度了。事实上，倘若有火星人降临时代广场的话，双方除了谈谈性问题之外，似乎再也找不到其他彼此沟通的话题了。英国也有人在说：“从主教一直到生物学家，每个人都在讨论这件事。”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往往不愿意别人知道她是否有性感觉；而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则深恐别人不知道我们有性感觉。在1920年以前，倘若你说一个女人”性感“的话，她便会觉得自己受了侮辱；而在今天，她不仅珍视这种恭维话，而且还会朝你频送秋波。当今我们的患者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大部分是冷感及性无能。但令人不解的是，他们却拼命地在掩饰自己的性冷感。维多利亚时代的名媛、绅士，因自己的性感觉而感到罪咎；而我们这时代的人，则因自己没有性感觉而感到罪咎。”（罗洛梅，第48一49页）
福柯的观点与上述感觉大不相同，他认为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明显的转折——从压抑到反压抑，至少这种人人言必称性的情况发生的时间要早得多。他在《性史）里反复言说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在西方自十五六世纪以来的历史上，并不存在什么性压抑。性被人们在忏悔中、在传媒中、在各种场合反复地言说，性不但没有被压抑，而且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力量。
中国的情况从表象上看，同福柯所论说的情况有很大差别，“性”的意象确实在一段时间里从文学、影视、戏剧、歌曲、美术甚至诗歌中被扫荡一空，性的研究和教育亦付阙如。作为这个时期社会氛围的典型事例可以看“样板戏”《红灯记》。在这个“样板”中，就连以为是一家人的三代人最后都发现没有血缘关系，只有革命的同志关系和抚育战友遗孤的关系。这种氛围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反映在当时的服饰上。正如一位西方观察家在1974年访问中国时得到的印象：“中国与性别有关的穿着打扮的特点就是故意不渲染男女之间的区别。……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的性行为是一个禁忌的问题。极端拘谨的清朝传统被结合进了革命的学说里，但不包括那种与官方的清朝清教相悖的放荡的亚文化部分。
卖y不复再见，而性病已得到有力的控制；同性恋和手y不公开讨论；青春期和青年期性关系不受鼓励，但这种关系的发生也时有所闻。“（穆萨弗，第521一523页）在五十、六十和七十年代渡过青春期的中国女性的经历，在中国历史上是最为独特的。它既不同于解放前的女性的经历；也不同于”文革“后进入青春期的一代人。前者的生长环境基本上是传统社会的文化环境；后者则近似于现代社会的文化氛围，尤其城市女性的生活环境更是如此。因此，她们的经历对理解和研究这三十年的社会氛围极具启发性。高度概括地说，这一时期的社会氛围是以禁欲主义为其主要特征的。它的根源应追溯到宋明理学和二十世纪中国式的革命意识形态。
第四章 性无知
人生在世，对一切事都有一个从无知到有知的过程，这本没有什么可说的。
可是如果人在某事上的无知有人为的因素，即有人有意无意地造成了人在某事上的无知，或有意延迟人了解某事的时间，这就比较有意思了——性这件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人们在性上的无知包括对性生理的一般无知；对性行为的无知；以及对性行为与生育二者关系的无知等等。
对性生理的一般无知“我成熟得比较晚。在学校我听说有的女生黑着灯同男生在一起，可我不知道男女黑着灯能干什么，一点也不知道。我那时候以为谈恋爱就是两个人聊天，连要亲吻拥抱都不知道。”
“我到了17岁时还不知道性为何物。记得那年我们下乡劳动，我看到了一本关于这方面的小册子，上面写着男孩会遗精。我记得当时我挺高兴的，因为我原来以为只是女人有月经，现在发现男的也摊上了一件事，心里很高兴。当时我的知识在这方面完全是空白。”
一位在“文革”后期才中学毕业的年轻女性说：“十七八岁的时候我去c队，那时女同学一起洗澡倒都觉得茹房大的漂亮了。
但是在男女关系方面我们都很正经。有个别人和农村人好，有性关系，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还记得村党支部书记对我们说：你们这些傻丫头，什么都不懂。“对性行为的无知”我俩在婚前一直没有性生活，不是没有机会，而是不懂，我们真的是到了二十七八岁了都不懂这事。就在登记之前，我们有过一次机会。那天我知道他很想做这件事，但一方面是我害怕怀孕，抗拒，另一方面他想做也不知该怎么做，就没做成。“
一位女性讲到她新婚之夜对性的一无所知：“我记得很清楚，我是xx年x月x日结的婚。第一天晚上是在我妈家过的。
妈妈帮我铺好被子后，在旁边搁了条小毛巾，我一点都不懂，问妈妈这是做什么用的。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些事。“另一位女性讲到自己当初的尴尬经历：”刚开始那次我们根本找不到地方，打开了三个灯也找不到。他说，你自己的东西都找不到。“
一位中年知识女性说：“我原来对这种事一无所知，到二十七八岁还没见过男性生殖器，一辈子的性经验只有可以数得出来的几次。刚结婚时，我毫无性经验，他也没有性经验，一开始弄得不好，手足无措，把他弄疼了，好像还弄伤了，总之是弄错了。”这对夫妇结婚很晚，婚后至今经常分居。
对性与生育关系的无知一位中年女性用生动的事例讲述了自己当年的性无知状态：“我们还没结婚时，他就要和我做那件事，我不答应，他硬要做，他排了精可实际上没进去，我为这事紧张了一个星期，后来见来了月经才放心了。我当时完全不明白人怎么就会生孩子，我以为j虫像虱子跳蚤一样能到处爬。我当年去兵团时也是这样想的，所以从不敢把衣服被子晾在男生的衣物上面，害怕沾上这种东西。有件事加重了我这种看法。那时我们连有个女孩，也是北京知青，她人很单纯。不知怎么回事肚子就大起来了，别人都说她坏，问她是不是和男生发生了关系。她说，什么叫‘发生关系’？她只承认和男生在一根铁丝上晾过被子。我当时真的以为这样就能怀孕。后来这个女孩到医院去做了检查，发现是zg瘤，可她的名声已经坏了，她妈妈还到兵团领导那里去提了抗议。我听到这事感到很疑惑，到底人是怎么怀孕的呢？自己只能把这个问题藏在心里，也不敢去问别人。”
一位年届五旬的女性也讲到自己当年类似的无知：“那年我大学毕业分去劳改农场，家里让我带上一床鸭绒被，因为是一位表哥盖过的，我就说什么也不肯带，我不敢带是因为怕盖了这被子就会生孩子。”
“我中学上的是女校，闹出很多笑话。我过去以为人长大了自然就会生孩子，女同学们还一本正经地讨论过：难道不结婚就不能生孩子吗？我一直以为孩子和爸爸无关。这也怪我妈妈。
因为我长得特别像我爸，所以我问过妈妈，为什么会这样？她说，因为妈妈老想着爸爸，印象就印在脑子里了，所以你就会长得像爸爸了。我还信以为真了。
后来我又看到一本书上说，男女同房就有了孩子，我以为同房就是在同一个房间里住，所以觉得和男的住一间房子一定很可怕。家里来客人住了我的床，我就觉得很危险，客人一走我就知道去晒他盖过的被子，晒三天才敢用。这种无知一直持续到18岁。
一位有过婚前孕经历的女性回忆道：我当时十七八岁，感情也不知道把握。
我们结伴去的云南兵团。那次他回北京探亲，我很想他。回来后就有了这种关系。
我们住的地方有那种两人间的宿舍，那时候同学们都回去探亲了，我们就发生了关系。当时我们无师自通地觉得应该把男的那个放在女的里面，也不知道这样就能有孩子。只觉得很刺激，很舒服，不觉得难受，也不记得是不是有快感。做了两次之后就不来月经了。过‘十一’杀猪，我洗猪肠子时就老觉得要吐，这么晕晕糊糊有一个月的时间，这一个月里我才吃了11斤饭票，还老是因为吃不下去把饭菜倒掉，我怀疑自己得肝炎了。其实我知道怀孕会不来月经，但是不知道怎么会怀孕，所以一直也没往这上面想。后来我从妈妈床底下找到一本避孕手册，看了以后才明白了。
性的无知在某个时期是纯洁的象征，是值得人们自豪的事情；相反，拥有这方面的知识会成为可耻的事情。记得1974年我在大学读历史系，有一次同宿舍的女同学们聊起“宦官”。有一女生问我是否知道什么是宦官，我说知道，她却立即自豪地说：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宦官！言下之意她比我要纯洁了许多。
我至今还记得自己因为比别人早懂得宦官而引起的羞愧和尴尬。而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是一群学历史的大学生！这件事的说明意义是：如果有一个社会或时期，人们会以某种知识为耻（无论是关于什么事物的知识），那么对这个社会或时期人们的理性就不能抱有太大的希望。对这样一个社会最精辟的概括只能是乔治。奥威尔在他那本闻名遐迩的预言体小说《1984年》中所说的：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第五章 性学习
性学习的途径同时代气氛有密切的关系，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禁欲的气氛越浓厚，人们的性学习过程就越困难，越充满着歪曲和误解。
调查结果表明，女性的性学习途径是多种多样的，择其要，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通过书本学习；第二，通过影视展览学习；第三，通过同性朋友或家人学习；第四，通过异性朋友学习；第五，通过动物行为学习；第六，通过其他途径学习。
通过书本学习在解放后头30年，中国人生活在一种禁欲主义的社会气氛当中，人们的性学习过程是比较艰难的。有一位女性回忆了自己在文化大革?